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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庆后:还要再干20年,把娃哈哈建成百年老店

生意场 2018-11-15 13:37:16 来源:经济观察报

编者按——

1978年,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征程。

40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伟大变革。在这被称为“第二次革命”的惊险一跃中,企业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也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见证者和实践者。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崛起,在中国政经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市场经济能够确立的基石和主体,企业家则成就了企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这些站在时代潮头的企业家们,为我们的读者铺开过去40年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铭记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希望这个系列访谈成为一个幻灯:在中国经济社会成长和发展的历史画卷上,投射出光彩夺目的片子,告诉社会,这些造福中国的奋斗者们,他们如何开始、走过怎样一条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新时代,他们又如何思考未来中国和企业家承担的责任和使命。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洪宇涵 杭州报道 直到如今,娃哈哈的总部依然选择在杭州市清泰街160号,尽管这栋有些复古的六层小楼早已容纳不下娃哈哈的所有业务了,但娃哈哈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还是舍不得搬家,“这里的地段挺好的,”宗庆后对记者谈到。

1987年,娃哈哈的前身——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就在这里开张。茨威格在其名作《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一个人生命中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他的人生中途,即在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当年42岁的宗庆后发现了自己的“使命”,“当时那个校办企业一年也就四五千营业额,但我说我要赚十万块。”宗庆后谈到。

如今,娃哈哈已经是国内规模最大的食品饮料企业,而年过古稀的宗庆后仍然这家企业的掌门人。他每天6点起床上班,晚上11点下班,“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还经常住在办公室。他说改革开放改变了生产关系,焕发了生产力,他说还要再干20年,把娃哈哈建成百年老店。

承包经营部

1986年2月,75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前往温州后写下了《温州行》,费孝通在这篇又名为《小商品大市场》的论述中温州模式的定义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是从所有制视角来定义模式,而是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角度来作定义的。但这篇鼓舞了温州人民继续锐意改革顶住各种压在一年后也影响到了300公里外的杭州。

1987年,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开始公开招标承包,当时的经销部连宗庆后在内共有三名员工,另外两人则是退休女教师。经销部的业务是向上城区的小学批发文具、纸张、笤帚、扫把和饮料。由于前任经营不善,经销部连年亏损,到承包时,账上只剩下4万元存款,贷款则高达14万元。

1987年,宗总骑着三轮车送练习本。

1987年,宗总骑着三轮车送练习本。(图片来源:娃哈哈)

文教局要求承包人当年上交4万元利润,同时每年返还1万元“政府投资”(存款),4年还清。文教局找了几名承包候选人,并组织了一次招标会,会上起初没人吭声。“那个时候‘万元户’就已经了不得了,我那时工资是三十多,经销部一年收入就四、五千块,”宗庆后在采访中向记者谈到。但当时的宗庆后仍然觉着这是一个机会,“我干吧,不过当年创利4万元好像少了点,我可以保证上交10万元。” 宗庆后在会上承诺。

宗庆后从1978年进入校办企业,糊过纸箱,当过供销员,还内部创业开过电表和电扇的“厂中厂”,还到外地成功签过单,讨过债。他在承包经销部前主要跑学校,每天蹬三轮送货,跟客户很熟,对市场敏感。他觉得,这个承包人只有他干得了。

除了干得了之外,宗庆后还觉得自己必须干,因为他觉得这是摆脱以往命运的唯一机会。宗庆后1945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父亲曾是南京政府的一名小职员,这样的出身为他带来了厄运。中考时,他因“家庭成分”不好而无法报考师范学校。此后他便辍学了,开始在杭州的大街小巷讨生活,主要卖爆炒米和煮红薯。

1963年,宗庆后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先去了被称为“舟山西伯利亚”的马目农场,做挖沟修坝、拉土堆石的活计,一年后又去了绍兴茶场,做种茶、插秧、割稻、造地、养猪、杀猪的活计。宗庆后在这两个农场一共干了15年,家人里一度做了他回不了杭州的打算,打了一套家具给宗庆后送了过去,好让他在那边成家。

1978年,在母亲退休后,宗庆后返回杭州市,进入上城区校办企业。“我是挤上最后一班车,我母亲还提前退休了,因为我们家是有三个人下乡,另外两个是下到农村的,像我在农场是顶替父母回来。”宗庆后向记者谈到,“因为我只有初中毕业,以前顶替回来不管是初中毕业还是什么毕业,你父母是老师你可以顶替做老师的。后来不行,后来要高中毕业以上才可以顶替做老师,所以我只能在校办工厂当工人。”

宗庆后一直想出人头地,一直想做点事情,却一直没有什么机会。他不怕吃苦,在马目农场时,他经常晚上跑出去偷偷干活,但他害怕被一种身份或一位领导左右命运,永远过那种匍匐在地的日子。所以,当文教局宣布承包校办企业经销部时,他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

1987年5月1日,宗庆后开始了自己的“生意”,他与文教局约定:第一年上交利润10万元,第二年20万元,第三年30万元。文教局划给宗庆后一块办公场所,是清泰街160号一个50平米的旧房子。

但宗庆后很快意识到,凭借经销部现有业务显然难以完成经营任务,快到夏天时,他启动冰棒项目。当时宗庆后联系了湖州震远同食品厂作为冰棒的供应商,供应商送来货以后,宗庆后和另外两名女同事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货转移到冷库。客户要货时,他们又要以最快的速度把货从冷库里取出,装到保温箱,然后蹬三轮送过去。冰棒之外,他们还经营汽水,而搬运汽水箱更累人。当时宗庆后说,他当时把两名女同事当男人用,把自己则当牲口用。为了适应业务发展,宗庆后在几个月后进行了一次招聘,将人员规模扩大到22人。

冰棒项目的成功为经销部打响了名头,不久之后,一家保健品公司便找上门来。那家公司叫“中国保灵”,成立于两年前,产品是“中国花粉口服液”,一部分目标客户是学生。中国保灵希望经销部能成为他们在杭州的代理商,因为经销部的主要客户是学校。宗庆后考察了一下产品,认为其对增强学生体质确实有帮助,便答应合作,不过,他要求把产品价格降下来。后来,中国保灵向他专门供应简装产品。

合作非常成功,口服液很快就卖脱销了:那是一个保健品席卷神州的时代,而家长又将孩子视为“小皇帝”。为了解决产能问题,宗庆后向中国保灵提议自建生产线,为后者进行代加工。中国保灵当时没有扩充生产线的计划,便答应了宗庆后。7月4日,宗庆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家生产企业——杭州保灵儿童营养食品厂;11月底,食品厂就建成了一个超过300平米的灌装车间,日产口服液1万盒。

创业一周年时,宗庆后拿出了一份漂亮成绩单:全年销售总额436万元,上缴利润22.2万元,净资产800万元,旗下公司3家,员工130人。

兼并罐头厂

在随后3年里,宗庆后定下了“娃哈哈”这个名字,并以一款儿童口服液大获成功。但由于这款口服液销量太猛,娃哈哈的产能不足。当时,娃哈哈总部门外排满了前来提货的车队,有时甚至需要警察来维持秩序,有一些人还倒卖起了提货的批条。市场很饥渴,如果不能予以快速满足,那么以前打下的江山将得而复失。对于宗庆后而言,临时自建厂房不是一个可行之策,因为光是审批项目就会旷日持久。最好的办法是去兼并一家经营不善的同类大厂,然后对其进行“娃哈哈式”改造。

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由于效果显著,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抢购,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打开市场,成为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

娃哈哈儿童营养液由于效果显著,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抢购,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打开市场,成为畅销全国的拳头产品(图片来源:娃哈哈)

当时市政府非常看重娃哈哈:这是一个纳税大户,而且非常正面。为了支持娃哈哈,市里专门派市委秘书长和市委办公厅主任等到娃哈哈总部考察,并与宗庆后商量对策。最终,双方觉得让娃哈哈兼并杭州罐头厂是一个比较可行的方案。

杭州罐头厂(杭罐)是一家拥有2200名员工的大国企,曾经是“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业务以外销为主。1989年之后,由于西方制裁中国,杭罐失去了订单,导致产品大量积压,负债则快速攀升。到1991年年初,其积压产品已达1700万元,总负债更超过6700万元。市政府急于脱手杭罐,娃哈哈则急于兼并杭罐,双方一拍即合。市政府给出的并购条件是:娃哈哈以现金8411万元整体并购杭罐资产,同时接收原企业的500名合同工。

“不用只是500名,原来的2200名员工我都要了!此外,我承诺在半年内扭亏为盈,绝不拖欠贷款银行。” 宗庆后做出的这个决定并不被当时的娃哈哈人认意,因为收购一家背负几千万债务的亏损企业,用的是娃哈哈几年来辛辛苦苦创下家业。然而,更感到委屈的是杭罐的员工,他们觉得娃哈哈是校办企业经销部出身,没有资格兼并杭罐。在市政府发布消息的当天,杭罐人甚至闹起来了,在会场上一边哭一边骂。

不久,他们又发起了更大规模的抵制行动:有人在厂房的围墙上刷满了“誓与企业共存亡”的标语;有人将揭露“黑幕”的大字报,张贴得到处都是;还有人组织“护厂队”和“生产自救委员会”。

危局之下,市政府也没有办法,最后只好安排宗庆后出席全体员工大会,希望借助直接沟通化解杭罐员工的怨气。

宗庆后还记得步入杭罐的情景,充满火药味工人被召集了起来,他们并不欢迎这位杭罐的接手者。“我今天来这里,不是来救你们的!”这是宗庆后发言后的第一句话。随后他补充道:“没有人能够救杭罐厂,除了你们自己,2000多名杭罐人。命运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中,请做对你们最好的一个选择。”三句话之后,杭罐人开始静静倾听这位新老板的发言,并希望从中看到脱困之道。

“我当时主要说了三件事情,”宗庆后向记者说到,“一个是到底谁大谁小,第二说会留用原有工人,当然表现不好肯定是要动,表现好的话还可以提拔,第三个员工的收入会增加,这三件事情鼓掌通过。”宗庆后还向全体员工分析了杭罐的问题、娃哈哈的发展,以及娃哈哈亟需扩充产能的现实,并让那些有能力并愿意好好干的人从中发现机会。最后,他承诺先给全体员工发三个月的奖金,同时不撤换现有的干部,但三个月后全凭业绩说话。一场大会,千人归心。

“那个时候社会上有很多声音在说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宗庆后谈到,“后来有上海的媒体人来支持我们,《解放日报》也发了好几篇社论支持我们。”这之后,宗庆后带领“杭罐人”用28天拉起了娃哈哈口服液生产线,三个月后,“杭罐厂”就扭亏为盈。

后来宗庆后又拿掉了持续亏损的罐头生产线,另外开除了41名不合格的干部以及60名主动请辞的员工。“那时候罐头厂造成亏本的最大原因是销售人员,他们恶意做高生产计划,是跟厂长说生意怎么好,做完之后没生意了,然后他从中又拿回扣,这几个人我是给他吓住了。”宗庆后向记者谈到。此后,全厂的工作气氛焕然一新,“杭罐厂”彻底融入了娃哈哈。

1993年4月29日

1993年4月29日(图片来源:娃哈哈)

达娃之争

在宗庆后通过销地产解决了物流问题,通过联销体解决了资金流问题后,娃哈哈飞快的成长起来。这时的宗庆后将目光方向了世界,他希望能够借助全球顶尖企业的力量让娃哈哈更上一层楼,这一次他选择的合作伙伴是当时世界第六大食品制造商达能。

1996年2月,娃哈哈与法国达能、香港百富勤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其中,娃哈哈持股49%,达能持股35.7%,其余股份归属香港投行百富勤。这起合资案一度被看成是一桩美好的“跨国婚姻”:达能是一家位列“世界500强”的跨国食品巨头,娃哈哈则是一家蒸蒸日上的中国饮料巨头。“我们主要开始也认为它是世界第六大的食品制造企业,当时肯定希望通过合作能够优势互补的,大家可以相互依靠去共同发展。”宗庆后对记者谈到。不仅是宗庆后,几乎所有人当时都认为达能将为合资的娃哈哈带来其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而娃哈哈将为达能提供广阔的市场。

然后,后来的发展却证明,这一切都是宗庆后一厢情愿的幻想。达能的目的不是发展合资公司,而是借由合资公司发展自己。一个明显的例证是,达能不光投资了娃哈哈,还投资了娃哈哈的好几家竞争对手。

2000年至2006年,达能相继收购了乐百氏92%的股权、梅林正广和50%的股权、光明20.1%的股权,以及汇源22.18%的股权。并且,达能的中国区负责人同时在多家公司担任董事。“当时我们主要注意了两件事情,谁在搞同业竞争,谁在滥用商标。合资企业这个习惯比较好,董事会都有记录,翻出记录我没有做错什么东西,我做的事情都是由双方同意了。而他们在搞同业竞争,收购了光明乐百氏。即便我们当时提出异议,他们也没理我们。”宗庆后对记者谈到。

达能不但玩这种“左右互搏”的游戏,而且在游戏过程中,明显不重视娃哈哈合资公司的发展,比如时常否决宗庆后提出的发展建议,包括建设新的生产线、新的分公司和增加投资。”他不懂国内市场,所以我们做大以后他不想追加投资。”宗庆后向记者谈到。

这种阻碍在1998年之后变得越来越严重。当年1月,受亚洲金融风暴冲击,香港百富勤破产,达能则趁机收购百富勤持有的合资公司股份。如此以来,达能对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例就攀升至51%,实现了绝对控股。而这之后,它就开始不管不顾地大举收购娃哈哈的竞争对手了。

由于缺乏投资,娃哈哈产能不足的问题再次凸显出来,宗庆后要求达能扩大投资,达能则回复:发展代加工厂才是唯一出路,当然,它允许代加工厂使用“娃哈哈”的商标。无奈之下,宗庆后只好发展代加工企业,主要投资来自娃哈哈的职工持股会,而达能默许了这种模式。“当时我就打算自己去找一些加工厂,但是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加工厂可以帮我们加工,所以我们就自己办了一些厂为它加工。”宗庆后谈到。

尽管与达能合作得极不愉快,但宗庆后始终顾全大局,他不想撕破脸。但到了2005年,他实在忍不下去了——达能派来的新董事长范易谋把他逼得无路可退,不但要求娃哈哈集团将“娃哈哈”商标彻底转让给合资公司,而且要求清理那些非合资的代加工企业。“它想收购我们自己的加工厂我们没同意,所以就开始有矛盾了。然后它是从区政府一直告到中央,而且动用了总统、部长、大使。”宗庆后对记者谈到。

娃哈哈智能工厂,入选首批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项目。实现了生产线的生产全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为两化融合提供了娃哈哈样本

娃哈哈智能工厂,入选首批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项目。实现了生产线的生产全过程自动化与智能化,为两化融合提供了娃哈哈样本(图片来源:娃哈哈)

“娃哈哈”商标的所有权一直属于娃哈哈集团,只不过允许合资公司使用;非合资的代加工企业则是娃哈哈人的共同财产。范易谋所谋夺的是全体娃哈哈人的利益,这把娃哈哈人彻底激怒了。

不久,达能将宗庆后告上法庭,而且是在全球各地,理由是宗庆后曾在一份有关非合资公司的意向书(没有法律效力)上签字,事后又反悔了。达能不但告了宗庆后,还告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范易谋甚至扬言,“我要让他(宗庆后)在诉讼中度过余生!”。

那一年宗庆后61岁,此前从未遭受如此折辱的他决定跟达能“拼了”,宗庆后说就是打到破产,也要把官司打下去。在这之后,宗庆后开始自学法律,并组织了庞大的应诉团,与达能在全球各地仲裁庭和国内各大媒体上博弈。他坚信自己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有道理的。2008年7月,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庭取得了一次重要胜利——仲裁庭驳回了达能试图清理非合资企业的请求。

大约两年半时间,宗庆后在全球各地参与了七八十场这样的诉讼,并最终取得胜利。不过,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光是诉讼费,他就花去了超过1亿元人民币。2009年9月30日,达能决定与娃哈哈“和解”,将所持合资公司股份悉数出售给娃哈哈集团,“达娃之争”宣告结束。

与达能“离婚”之后,娃哈哈再次走上高速增长道路,如今更已稳坐“中国最大饮料巨头”宝座。尽管娃哈哈的经销网络已渗透到全国各个地区,在宗庆后的办公室的书柜里,最多的还是地图,他说现在出差的频率会少一些,“一年之中只有一半时间在外面了。”

宗庆后说,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的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但占据了半壁江山中小企业却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宗庆后觉得还有改革的红利可以挖掘,“我建议国家应该从税收、行政审批方面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进一步为中小企业减负。”他向记者谈到。宗庆后喜欢用自强不息来概括娃哈哈的发展史,“当时人家看不起我们,一个校办企业什么都没有,你去跑业务的时候人家看不起,我们要自强不息最后让人家看得起我们。”他说一个国家也是一样,“改革开放的时间也不长,就可以发展的这么好,我们国家也要自强不息。”

【对话】

经济观察报:娃哈哈在兼并罐头厂的时候社会上有什么反响吗?

宗庆后:那个时候应该说社会上很多声音在说我们是瓦解国有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复辟了。也有一些人一直在向上面反映。上海的媒体人,甚至《解放日报》专门为这个事情发来好几篇社论支持我们。后来没几天相关部门的领导也到我这里来了一趟。最近党史研究社确认了有重要的领导当时在关注这件事情。

经济观察报:当时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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