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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湘:凿壁者,从伯克利到东莞

生意场 2018-12-21 09:39:24 来源:虎嗅网

  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26年之后,教授李泽湘2018年向学校申请了为期两年的停薪留职。

  其中一个原因是按学校规定,在校教师每周只能有一天时间在外任职,但李教授的项目实在太多了。

  其中最为外人熟知的是他与学生汪滔所创办的大疆。2008年,在大疆第一套量产飞控系统尚未问世之时,李泽湘就投入了数十万资金支持学生创业、提供技术指导并担任董事长,后来还为其引入红杉资本主席Mile Moritz的投资。现如今,大疆在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份额已占领超过80%,2017年销售额超过180亿元,成为中国科技领域难得一见的统治级产品。

  除了大疆,他还是固高董事长。固高是一家专注于运动控制及其自动化核心技术研发的企业,由李于1999年创建于香港科大,现在已是智能设备领域的重要供应商。此外,李泽湘在机器人领域还孵化了许多企业,比较成功的有工业机器人领域的李群自动化、“水上特斯拉”逸动无人船。为了加大孵化规模、提升孵化层次,2014年,李泽湘带着另外两个教授高秉强、甘洁,创建了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如今该基地孵化的项目,项目数量已达50多个。

  李泽湘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成功企业家,但他所有的合伙人、项目投资人甚至亲密朋友,都管他叫李老师,他走到哪都会背着个陈旧的红色书包。上个月在长江商学院授课后的午餐时间,有人半开玩笑的问他怎么还背着个肩带都磨破的书包,他自己也笑了笑说:“当老师的嘛,无所谓。”

  李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热情,甚至可以上溯到1980年代他还在美国留学期间;而他明确投身于产学研结合这条漫长道路,则应该从他1992年进入香港科技大学(1988年创建)算起。如此说来,他在工科教育改革的路上已经探索了二十多年。

  普遍的看法是,未来若干年,不管是消费级的智能硬件、还是工业领域的高端装备,中国制造甚至中国经济都需要向核心原创技术去要源动力,这是一道高耸的门槛;而从核心技术到市场应用之间,又是一道道巨大鸿沟。改革开放40年,产学研结合几乎也喊了40年,但成果仍不尽如人意,大量低效与浪费的现象存在。

  如果要论智能硬件领域里产学研模式的突破,要论工科教育里创新型人物的培养,李泽湘,就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个人40年的轨迹,在中美之间的跨越,天然与中国教育、中国制造迭代与爬坡的时代背景,重叠到一起。这40年,有无数破冰凿壁者,他是其一。

  伯克利的种子

  李泽湘出生于教师家庭,母亲在小学任教,父亲是中学物理老师。在十年浩劫后恢复高考的1978年,李泽湘从湖南永州农村考入了中南矿冶大学(中南工业大学前身)。那时对外开放的大门刚打开,美国铝业公司访华时为感激中国的热情接待,当场表示愿为中方培养2名本科生作为答谢礼。1979年,18岁的大一新生李泽湘作为其中一位幸运儿,前往美国私立名校CMU(卡内基-梅隆大学)就读。

  出身农村的李泽湘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被眷顾,回国多年以后,当年的教务处长才告诉他,除了成绩优异,也考虑到他的教师家世,在老师被当成“臭老九”的年代,如果谁还能学点东西,那只有老师家的孩子了。

  李泽湘就读的CMU有着良好的工程师文化,后者是美国能够引领二次工业革命的精神基础。

  因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其后的的数十年,大批新发明正是经过反复试错产生的,爱迪生无数次失败后发现灯丝理想材料的故事正是时代的映射。那时社会最缺的是操作工,大学教育也以培养这类人才为主,西点军校的学生要学会操作大炮、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就要会操作电气化设备。

  直到二战给美国的教育好好地上了一课。

  1940年,罗斯福总统委任未来的硅谷之父特曼和信息论创始人香农的导师范内瓦·布什组建NDRC(美国国防科技研究委员会),为战争做技术准备。

  MIT领到了雷达实验室的任务,张罗了一批MIT电机系与工程系背景、哈佛学数学以及物理背景的学生从事技术开发。面对当时的技术的无人区,实验室很快就发现一个现象,工程系的学生动手能力强,能很快进入状态,但最后往往是物理系和数学等基础专业的学生迎头赶上,并在最终成果上遥遥领先。

  MIT伺服机构实验室(Servomechanism Lab)创始人布朗教授(Gordon Brown)意识到,工程成果严重受限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天花板。由他主导的工程教育改革委员会经过大量的调研后提出了一份报告,认为此前的工程教育模式虽然在动手能力培养方面有可取之处,但不足以培养真正的科技创新人才,报告提出两点改革建议:

  1.科学主导工程,强调教学中数学和科学的地位;2.实验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

  1959~1968年布朗教授担任MIT工学院院长期间,他在MIT电机系、工学院以及美国其他主流大学努力推广新的工科课程体系。

  这套工程教育理念深刻地影响了李泽湘,为其此后几十年的教育实践埋下了种子。

  他于1983年获得卡内基-梅隆大学电机工程及经济学双学士学位之后,又“转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1986年和1989年分别拿到电机工程与计算机硕士和博士学位。

  伯克利大学的科研水平不用再多做介绍,前后诞生过10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5位图灵奖获得者,著名华裔学者陈省身、朱棣文、李远哲、李政道都与伯克利有着很深的渊源。而在学术实力之外,最令李泽湘激赏、后续也给他深远启发的,是伯克利崇尚自由、包容与个性张扬的氛围。

  至今,在伯克利校园里,1960年代著名的言论自由运动发起的Sproul广场上,还树立着一块纪念碑,上写着,”此处土地及上方领空不应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应受任何组织团体的法律约束。”

  在1980年代,这种开放而独特的气质给来自中国农村的小伙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即使已经在CMU就读数年,李泽湘仍然对伯克利独特氛围感到无比震惊,“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特别强,外面学校来我们这做研讨会,我们就去辩论,说得不好就直接轰他们出去”。

  这种自由气息深深地影响了李泽湘的招生标准。在他眼中,好的创新者往往都是非主流的,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马云、汪滔……没有一个是循规蹈矩的学生。李认为,机械地按照所在大学的就业率或国际排名,看学生的论文是不是发表在核心期刊上,根本不足以判断出谁是创新人才。判断创新人才的最好标准是“创业”,看他能否从0到1、从1到100。

  CMU与MIT的工程师思维、伯克利的创新思维,从此贯穿李泽湘教授一生的教育观,构成了他产学研体系的思想基础。

  李泽湘在伯克利还有一段插曲,由此可以看到他对中国教育改革自年轻时即有的热望——

  19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义务教育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制度。教育的振兴成了国民话题,恰逢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开始陆续回国,这群有志青年开始在各个领域施展拳脚。当时尚在伯克利大学就读博士的李泽湘走访了北工大等工程类院校,并向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前身)递交了改革建议书。

  李泽湘期待组织留学生参照MIT模式前往去各个学校执教、或者集中力量办一所工程类研究性学校,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的刘忠德接见了他,让他一度深受鼓舞。

  当然这个改革最终没能落地生根,李泽湘教授回忆起来也觉得,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做此改革设计是异想天开,但他说,这种异想天开是伯克利大学给他一生的财富,在那里,他看见了自由与热情,看见了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可能性。

  深圳、香港:湾区共振

  1992年,李泽湘怀着“想办一所大学”的热情自美国而回,加盟香港科技大学。而那年,包括深圳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的故事,也正在翻开新的篇章。

  那年1月,邓小平在深圳国贸中心旋转餐厅发表了著名讲话:“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走任何一条路都是死路。”

  在此之前,深圳经济特区已成立十二年,但对于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从中央到民众心中还没有定论。就在一年前,1980年代最著名的个体户——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就因为违反了“雇佣人数不得超过20人”的规定被调查,并于1991年被判刑三年。资本对中国巨大市场垂涎不已,却也不敢大步向前。

  直到南巡讲话为改革开放定调,资本才相信了中国改革的决心。作为改革开放试验田的深圳毗邻香港,是外资进入12亿人口中国市场的最好管道,南巡讲话后,深圳的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

  在南巡讲话半年后,李嘉诚火速与深圳市签订合作协议,引入先进的香港货柜码头管理经验并投资25亿建设盐田港。1994年6月盐田港迎来了首批国际货物——世界船王马士基的“阿尔基西拉斯号”所运载的100多个集装箱。又一个月后,一船满载着泰迪熊的货柜从盐田港启航,至此,深圳的国际物流航路彻底打通。

  也是1994年,地产商王石的万佳百货在市区边缘华强北开业,与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共同构成了华强北商业圈的底色,周边电子工厂、模具厂和印刷厂迅速被电子交易市场与小商品市场取代。只用了三年,华强北商圈就聚集了十余家大型电子交易市场,以压倒性的姿态成为全国第最大的电子商品集散地。

  凭借着优良的物流条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完整的电子产业链,深圳在未来在中国电子产业承担枢纽地位。

  那时香港尚未回归,深圳GDP仅有香港的6%,但创办香港科技大学的吴佳玮校长显然看到了发展的趋势。此前长期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担任校长的他,亲眼目睹了硅谷、旧金山、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之间的紧密互动,于是他提出了“香港湾区”概念,并在之后的几年升级成为”深港湾区”。

  李泽湘此时已经加入港科大两年,担任电子工程系副教授,并创立了科大数控研究实验室及自动化技术中心。他所研究的运动控制技术,此前无论在香港还是内地,这一类型的工业机构都不存在。

  通过企业将研究成果商品化,是深受美国硅谷湾区产学研理念与模式影响的李泽湘一直以来的理想。以自动化技术中心为依托,这个理想终于在1999年付诸实践。

  那一年香港特区政府正大力提倡创新科技,深圳的高科技发展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固高科技有限公司便应运而生了,李泽湘出任董事长。那是亚太地区首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精度运动控制器的高科技公司,参与者均为人工智能、自动化和微电子领域的国际知名专家。

  1999年中国大多数人只是从报纸上看见过互联网这个概念,网民数量仅有400万,李泽湘就提出了“高科技、全球化、员工持股、风险投资”的硅谷模式。但香港受制于土地、政策、文化传统等原因,是个几乎没有工业的城市,研究成果转化的任务落在了深圳头上。

  现在的固高已经成为了工业设备运动控制系统的绝对领头羊,按照固高人的话说,每个季度看自己营业额就能预测相关领域的产品出货量,从没落空。回看固高的发展历程,这所诞生于1999年的高科技公司是当年的一朵奇葩,也是深圳为数不多的能穿越“两个时代”的公司。

  第一个时代是“贸工技”的遗产,深圳通过利用产业链、物流的优势,把生产、贸易、代工做好,慢慢进行资源积累,逐步转型、升级,华为、大族、迈瑞等大批世界知名企业都是这样崛起的。

  但新时代的机器人、人工智能、新材料、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革命,给企业带来了高耸的智力屏障,现在的企业几乎不可能继续从贸易做起实现转型升级,新一代科技企业在原始积累阶段就必须拥有足够的技术储备。

  在科技贸易交流日益发达的时代,科技公司也越来越难用香港、深圳、东莞等行政区划概念为公司贴上标签。

  香港没有工业基础,却拥有4所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作为技术依靠。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自动化实验室诞生的固高、大疆、李群自动化,计算机系杨强教授创办的第四范式,张黔教授的新元素医疗,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的汤晓鸥教授创建的商汤科技、卢煜明教授的思为诺,在各自领域都有着极强的竞争力。

  对岸深圳的教育基础相对薄弱,但却有完整制造链体系。李泽湘说:”假设一个无人机需要300个元器件、每个元器件需要联系10个供应商、10个供应商里面可能只有2个是靠谱的。如果在深圳创业,创业者从提出设想到产品面世的速度比硅谷要快5~10倍,而成本则是1/5甚至更少。”

  2015年无人机领域3D Robotics与大疆的争夺战是这段话语的最好例证,获得巨额融资的3D Robotics刚推出第一款无人机solo就几乎耗尽了所有资金,但大疆却能通过惊人的迭代速度完成升级革新,将对手远远抛下。

  从设计到研发到量产的完整体系,正是李泽湘心中湾区公司得天独厚的优势。不过,与硅谷、东京等世界湾区相比,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桎梏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对人才、资金、技术自由流通所带来的阻碍,这现状距李泽湘理想中的“产学研”模式尚有一段距离。

  李一方面期待着新时代下大湾区的城市功能更加融合,一方面,他把教育改革的目光再次投向了大陆这个统一市场。

  东莞:破壳实验田

  2010年,受前中科大校长朱清时邀请,李泽湘与另外港科大两位著名教授李晓原、励建书参与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筹建工作,但由于办学理念不合,一年后三位教授公开宣布集体辞职,成为当时教育界最大的风波。

  除了南科大,李泽湘也曾先后在国防科技大、上海交大、哈工大都做过课程改革、新教材引进的工作,但受条条框框所限也没能大展拳脚。

  直到2010年后,他在东莞找到了体制外的实验田。

  东莞与深圳西部接壤。1994年深圳交通大动脉深南大道的全线通车,把城市版图往西拓展25公里,科技中心也顺着一路向西,从华强北走到了车公庙再走到南山。2013年,S3沿江高速全线通车,高科技企业继续往西分流,从南山走到了前海甚至溢出深圳,来到东莞。

  李泽湘从香港家中开车两小时,或者从深圳南山开车一个小时,就能到达东莞松山湖。那是一个深受东莞政府重视的高新园区,华为在这有新基地,2014年,李泽湘决定在这建一个机器人产业基地。

  李泽湘期待有风险资本加入基地的建设,但技术从构思到产品化要穿越无法预计的漫长周期。就好比在无人区探索,在缺少稳定的退出机制的情况下,这是有着固定期限的风险资本轻易不敢尝试的领域。

  但李泽湘不能一直等下去,2014年,他拉上原港科大工学院院长高秉强教授、长江商学院副院长甘洁教授,三教授自掏腰包,合伙把基地建了起来。

  这是风险极高的举动,李泽湘几乎问遍所有熟悉的商学院老师,最终只有邻居甘洁教授决定加入,高秉强教授也是李泽湘的十年乒乓球球友,就这样三个好朋友联手合作,成为了基地运转的发动机。

  目前的机器人产业基地有两栋楼,孵化着50余个项目团队,兴建中的新基地更是达到12万平方米,从精密实验室到体育场馆设置一样不少。

  在李泽湘心目中,好的工程教育必须与产业相辅相成,教育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是教育成果的试金石。

  在计划经济年代,工学院与产业像螺丝与螺母般密不可分。那时候毕业包分配,冶金部大学、机械部大学、石油部大学的毕业生就会被输送到相关工厂与研究所。改革开放后企业走向市场化,教育却没有随之变革,使得教育与产业产生了脱离,企业抱怨招来的人还需要重新培养,学生也抱怨找不到对口工作、学到的知识用不上。

  李泽湘的梦想就是改变这个现状,重建工程教育体系,让它与产业能再一次紧密结合。为了摸索机器人产业基地原型乃至产学研精密联动的模式,李泽湘数年来考察了全球各地多家知名产学研园区与基地,从美国到以色列,从新加坡到中国台湾。就在虎嗅在采访他当日,看见他东莞住处客厅茶几上,还放着一本书:《美国制造创新研究院解读》。

  关于新形势下工程教育的迭代升级,国际芯片巨头高通前董事长保罗·雅各布斯(Paul Jacobs)也有着类似的焦虑。他是李泽湘在伯克利时的同学。2010年前后,随着苹果开创出智能手机时代,诺基亚等传统巨头业绩断崖式下跌。高通损失了许多订单与专利费,保罗说自己为此长期睡不着觉,用了很长时间去了解苹果、去了解乔布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创造力。

  保罗后来对伯克利工学院院长说,现在工学院如果还是只教学生数学、物理和各个专业学科已经不足够了,最关键是要培养他们在交叉学科领域的创造力。2015年,他向伯克利捐出一笔巨款,用于创新人才的培养。

  乔布斯也是李泽湘推崇的企业家。参观者走进东莞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大楼,很容易注意到迎面而来的墙上写着苹果1997年最激动人心的那段广告词:

  非同凡响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惹是生非他们格格不入,就像枘圆凿方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既不墨守成规也不安于现状你可以支持他们,反对他们赞美他们或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忽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世界他们推动人类向前发展有人视他们为疯子而我们却视他们为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李泽湘非常喜欢这段广告词,词中描述,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创新人才——他们应该具有从设计草图到构建成系统的能力,从设计到样机到产品的过程中,能把艺术、工程、科技、商业结合得很好。

  而这种能力是现在的大学暂时还无法传递的。在知识如此容易获取的年代,记住一个个的公式和知识点并没有意义,只有在运用知识去解决问题,在过程中学习、在过程中冒险才能创造价值、推动社会进步。

  李泽湘认为创新教育的最高成就是成功创业。他自承,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就好比是硬件版的YC、或者直接说就是Playground Global(2015年,离开谷歌的安卓之父安迪·鲁宾等人联合创立了初创硬件企业孵化机构Playground Global,旨在给年轻的初创企业提供各种支持,包括业务指导、办公空间以及机械设计),基地提供创业的技术支持同时会通过投资持有少量股份。

  与YC不同的是,硬件创业需要很有耐心,三五年才出现突破性成果也很常见,因此对项目的估值不像YC那样一刀切,更不会让团队培训三个月离开。学生需要在基地接受包括技术、商业、设计的完整通识课程学习。在李泽湘看来,对于硬件创业者而言,设计师思维、工程师思维、商业思维的能力必须全面具备,缺一不可。

  这可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学习,但阶段性的成果还是能够轻易看见。李群自动化、逸动无人船等孵化成熟的团队羽翼渐丰已经搬离基地,而云鲸科技、海柔智能、松灵机器人等一批创业团队也获得了诸如红杉、联想、明势、赛富等知名风险机构的青睐。

  这套教育理念也在向外扩散。李泽湘与长江商学院有一门合作课程,以往的商学院授课主要在教室研究案例,但在他教授的智能制造课程中,学生的课堂还会变成车间、建筑工地,要带着他们动手拆机器再拼装复原,他觉得唯有这样,硬件创业者才能真正理解工程研发和制造的核心风险。

  11月的最后一天,长江商学院硬件创业营的一堂试听课中,李泽湘对着百余个硬件创业者完整的讲述了他对硬件创业的思考。讲得一时兴起,原定1小时的课程时间硬是被拖长到两个半小时,但是中途没有一个人离开。中午吃饭的时候,甘洁教授说,他无非是想再多招几个学生罢了。

  一代人

  如果没有好的大学基础教育,硅谷是不会出现的——旧金山湾区有760万人口,有包括伯克利、斯坦福等超级名校在内的80多所大学;而在最新“粤港澳大湾区”的版图中,人口达到了1.2亿,大学数量反而不足80间,平均质量更不能同日而语。

  如果导师没有把知识倾囊相授传播、科研没有产业的实践,硅谷也不会出现——第三次产业革命发起者,晶体管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八个学生离职创办了仙童公司,随后开启了整个半导体的时代。1969年硅谷的一次半导体峰会上,大家惊讶的发现,400多名参会者仅有24名不是仙童的前雇员。

  美国、德国这已经在产学研高速联动这套工程教育模式下运行了60年,李泽湘很清楚,这套创新人才体系的搭建不是朝夕之功,更不可能仅凭几位教授的一厢情愿就能实现。他花了20多年时间,努力探索如何系统性培养出“乔布斯“,这个答案逐渐清晰、正在粤港澳大湾区生根发芽。

  目前,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除了孵化项目,还在与其他学院合作培养工科商科能力兼具的创新人才。李泽湘团队已与广东工业大学、东莞理工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联合组建粤港机器人学院,开设人文通识课程、数理课程、工程专业课程,其中项目设计课占比超过40%,并提供实习与参加展会的机会。

  还不够。李希望能将这些点自深圳、香港、东莞的教育火种再扩散到中国其他地方。长沙、宁波等地方政府与院校都来找他合作,想请李泽湘能把他攒下的教育经验与资源通过各种项目合作形式在当地落地,一个基本的形态就是建“孵化基地”。只要符合他目前培育孵化“高端装备与核心零部件”这两个方向人才与项目的诉求,李泽湘都是开放性地谈。

  但这注定是一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在培养出合格出色的学生之前,李泽湘甚至要先培养一拨跟得上时代的工科老师。

  此前李泽湘在接受知识分子采访时曾说,“地方政府要发展这些高科技产业,有需求,有急迫感。之前完全靠招商引资……外资来其实就是在这里生产,哪里更有利了(如成本更低),又跑掉了。(我们去做的事)不是招商引资,是可以在本土生长的……习惯了赚快钱,习惯了快速看到效果的可能觉得有些慢。但要做到有竞争力,要做对了,就要有耐心,前面四五年投下去可能还没效果,这也是一个挑战。”

  30多年前,年轻的李泽湘上书国家教委,倡议让海外留学生带着MIT产学研模式奔赴全国各地学校而未如愿,后续经历大学课改、教材引进、南方科大的失败;30多年后的今天,除了李泽湘在大湾区为工科教育造出了一些新气象,还有同样海外归来的施一公,在杭州,带着一帮中国顶尖教授,荜路蓝缕创办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主要开展基础科学前沿技术研究。

  越来越多在东西方世界穿行过见识过沉淀过的学界中坚,加入到中国科学研究与教育的革新队伍中。而能让人明显感受到的改变,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后记

  12月2号,李泽湘教授领着十来位来自全国各地职校的老师参观东莞职业技术学校。那是一所实行德国双师制的技工学校,固高、麦士德福、京东等公司直接把设备或者运营坐席搬进学校,教室旁边就是车间,学生直接上手的就是最新、最实战的设备,满足一定条件的学生还可以前往德国接受工业4.0的体系教育。

  57岁的李泽湘背着他那个红色的旧书包,仔细听该学校老师介绍每个专业下产学研结合互动的情况,看见某本书,不忘招呼身后团队里的人,“可以买几本放松山湖基地图书馆里去”。

  那天,我从深圳驱车前往结果迟到了半小时,在学校教研大楼大厅里,学校一位年轻的行政工作人员自告奋勇为我带路前去与李老师汇合。

  他胸有成竹地说:“我们这可是最好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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