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武汉雷神山医院、中国医师协会和清华大学组织武汉、北京、上海以及美国的呼吸科和危重症治疗方面的专家，为一位64岁的新冠肺炎（下称“NCP”）重症患者举行远程会诊。
此前，于1月23日上线的微医“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提供三分钟内响应的免费问诊服务。短短一个月时间，该平台累计提供147.5万余例咨询。
这只是NCP疫情期间远程医疗的缩影。疫情期间，相关医疗机构，远程医疗硬件供应商、相关资本等纷纷跃跃欲试，甚至有观点称，远程医疗正迎来春天。
远程医疗现在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它能否推动医疗体系再次发生变革？新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世界重症超声联盟（WINFOCUS）国际讲师、我国最早开展网络远程医疗的专家之一，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晁彦公教授。
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晁彦公教授。受访者供图
核心是提升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新京报：请简单介绍一下远程医疗。
晁彦公：远程医疗是指通过计算机技术、遥感、遥测、遥控技术为依托，充分发挥大医院或专科医疗中心的医疗技术和医疗设备优势，对医疗条件较差的边远地区、海岛或舰船上的伤病员进行远距离诊断、治疗和咨询。
远程医疗主要分两种形式，一种是医生对病人的远程医疗，这主要是针对一些头疼脑热、慢性病患者的简单确诊，用药咨询等。如好大夫在线、微医等。在NCP疫情期间，这有利于减少更多疑似病人或者潜伏期的病人聚集到医院就诊，降低传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还有一种是医生对医生，专家对专家就某一个病人的救治工作展开的。目前比较常见的方式是，被邀请专家在一间办公室，申请方医生在当地医院办公室提供病人信息，双方讨论，实现专家对现场救护人员的救治指导。
但这种坐在办公室进行的远程医疗使得专家无法直接准确获得病人体检信息，尤其对于重症患者，病症瞬息万变，需要随时监测和评估，发现病情变化，及时调整治疗。因此，床旁实时远程医疗呼之欲出，就是说病人在一个装有监护仪、呼吸机、超声等监测仪器以及远程多模态信息系统的病房甚至是急救车里，床旁医生通过电子听诊器、超声、摄像头实现和另一端的专家实时互动，实现所有疾病信息的实时共享，专家通过移动终端随时实施查房指导的远程医疗模式。
新京报：开展远程医疗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晁彦公：开展远程医疗的最主要目的是让基层，尤其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医疗水平得到提升。因为人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是永远存在的，而且在不断快速更新。就一定存在先进对落后的传帮带，先进地区的医生帮扶落后地区医生的现象。顶尖专家通过网络，开展会诊、查房、培训、教育等学术活动从而提高整个医疗群体的服务水平，远程医疗有负责推广、落地和实施的价值。
比如在面对灾难发生时，像此次NCP疫情，或地震、海啸或战争时，优秀的、顶尖的专家不可能第一时间出现或一直都在现场进行抢救。远程医疗可以减少时空阻隔障碍，让真正优质的医疗资源第一时间在更多地区迅速落地，满足更多需要优质医疗服务人群的诉求。此外，如果顶尖专家在灾难现场救治时发生意外，这就不单单是一个生命逝去的问题，而是一个先进医生群体的智慧消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么做的整体效益很低，因为物理的时空限制，一个专家在现场所能救治的病人是有限的，但远程医疗能够最大程度的提高效率。
新京报：NCP疫情期间，都开展了哪些远程医疗？
晁彦公：这些工作从相关新闻报道里也可以看到。比如中华医学会重症分会组织全球重症专家讨论研判NCP重症救治策略；中国医师协会和清华大学组织北京、上海以及美国的专家为武汉雷神山一位64岁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举行远程会诊。我们中国重症超声研究组的专家团队也与武汉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同道合作开展了对NCP患者的床旁远程医疗工作。
新京报：你参与的这次床旁远程医疗是如何开展的，取得了什么效果？
晁彦公：中南医院的这位NCP病例，病人病情极其严重，严重感染、休克、多器官功能衰竭。已经接受了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人工肾脏替代治疗以及人工体外膜肺氧合（ECMO）治疗。讨论前病人再次出现休克加重，氧合难以维持等情况。专家们通过远程可视化系统与床旁医生高效沟通，迅速掌握病情，严密监控监护仪、呼吸机、ECMO和超声信息，实时指导床旁操作，通过调整体外循环管路位置、循环容量状态，综合调整呼吸治疗策略，滴定支持治疗设备参数和药物剂量，最终使病人转危为安。
远程医疗还处于普及阶段初期
新京报：我国远程医疗发展如何？
晁彦公：我国的远程医疗开始相对较晚，但发展很迅速，其过程大概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早期尝试阶段。个例远程会诊咨询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从1986年的广州远洋航运公司的电报跨海会诊，到1988年解放军总院与德国的远程病例讨论，再到1995年由北大发起的基于互联网的铊中毒的病例讨论，中国的远程会诊咨询慢慢撩起了面纱。
学术研讨阶段。在原卫生部直接领导和有关部委的支持下，中国金卫医疗网络即卫生部卫生卫星专网于1997年7月正式开通。同年9月，中国医学基金会成立了国际医学中国互联网委员会（IMNC），逐步在我国开展医学信息及远程医疗工作，目前已开展了可视电话系统的远程医疗。经过这个阶段，远程医疗逐渐由学术研讨转向患者提供一种新的医疗服务的商业运作模式。
规范化政策管理，实业化发展的阶段。1999年底，原卫生部发布了卫办发[1999]第二号文件《关于加强远程医疗会诊的通知》。这个明确划分医疗责任、让远程会诊咨询有规可循的文件迎来了我国远程医疗发展的首个春天。
2008年远程医疗在抗震救灾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1月13日，原北京二炮总医院运用“达芬奇”机器人为患者实施了全国首例肝部肿瘤、胆囊和直肠癌切除手术，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远程手术时代。
新京报：我国远程医疗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晁彦公：相较而言，我国的远程医疗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建立了一些区域性的远程会诊服务体系以及一些由顶尖医院为主体的远程与线下对口支援结合的医联体，还有一些以特定学术领域沟通为特色的大型专科医联体。已经有部分医院开展了机器人手术实践。相比世界先进水平，我们还有很多短板，但前景可期。
新京报：目前在我国开展远程医疗面临哪些挑战？
晁彦公：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把超声、监护仪、摄像头、呼吸机等所有医疗设备都连上网并实现数据传输和分享。但如果床旁医生说的是汉语方言，而会诊专家说的是英语，那这俩者就肯定无法沟通，也解决不了问题。但如果两人都说英语，哪怕水平有高低，可能在远程医疗推广的过程中操作困难也不会这么大。
这就是说，基层医务人员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提升，尤其是临床诊疗行为的规范性是普及远程医疗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目前需要开展更多的是基础性工作，通过制定远程医疗的操作指南，让更多的医务人员在远程医疗环境下会操作，而且规范操作。
当然，硬件设施（包括传输技术）的匹配跟不上以及社会大众的认知接受度不高也是目前普及远程医疗的一个障碍。
晁彦公在西安进行超声远程培训。受访者供图
新京报：远程医疗普及如何？
晁彦公：真正的床旁可视化远程医疗的普及率并不高。就目前而言，通过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只在省市，少部分县级城市有开展。
从远程医疗初衷来说，其真正的受益者和核心应该是县级城市，甚至于乡镇，农村，因为这些地方才是真正需要通过远程医疗来弥补所缺乏的优质医疗资源。所以，过去几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做成的事情就是，努力在更多省份与当地的医师协会合作，去影响和吸纳当地更多市（州）、县级的医生组织，按照行政区划从上到下建起一套指导体系。无论是培训、行为流程管理、数据管理、临床行为监管，还是远程查房，构建起一道匹配的体系来推进在当地开展远程医疗。从而真正将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而不只是专家资源的下沉。
说实话，一个专家就算一年到头天天在外面跑，顾得过来的地方也有限，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医院，在完成自身的临床、科研工作之余，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通过网络给各地同行培训指导，远程查房，在当地同行人员的配合之下把日常的远程监护工作执行、管理起来，那所产生的效应就大多了。
美国重症医学会远程医疗专家共识建议，如果落实远程ICU体系，一个顶尖专家对病人的影响可以增大50-100倍，也就是他可以管50-100张病床。如果再算上通过培训，流程化管理所间接影响到的县乡等基层医生群体，这样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秀才”和“兵”的关系
新京报：随着远程医疗，智慧医疗的发展，医生群体会受影响吗？
晁彦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机器人肯定会在未来替代一部分医生的工作。 目前医生对于数据，尤其是高密度数据的分析已经远不如计算机系统。
当然，像马云前两年说的，三十年后医生职业将消失，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不会那么快到来。现在各种各样的手术机器人其实很多，辅助诊疗的设备也不少，但真正在辅助诊疗决策，尤其是综合诊断上，现在还没有做得好的。当下还处于需要医生把临床行为规范了，数据记录完整了，清洗归类后反复去训练人工智能的早期阶段。
新京报：现在有很多医院、互联网公司等机构都参与 “分食”远程医疗这块蛋糕，互相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
晁彦公：如果只说某一次会诊，就是某家医院有个会诊需求，然后有人把专家资源，病人“聚到一起”来远程解决问题，第三方也完全可以做得起来，也做得好。比如资本机构，或者生产相关硬件的制造商都可以。他们通过搜集病人需求，拥有丰富的C端（客户）资源，然后把专家组织起来开展远程医疗。
要真正提升基层的医疗水平，就是我们常说的，“（治）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还是得医生来主导，得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因为只有通过培训、教育、监管等一套体系的落地，才能把远程医疗真正做起来。而这些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一个资本，以C端需求的方式来做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远程医疗只是满足个体化的需求，或者说是点状的需求。它不是一个网络化的需求，或者说体系性的需求。
如果把医生当作是远程医疗这支部队的“秀才”、“军师”，那资本机构、互联网公司等就是“兵”。只有“秀才”和“兵”联合作战，即有人去开山铺路，又有人做好后援（指挥）。医生在远程医疗体系中是医疗服务内涵支撑的骨架，发挥提纲挈领，建纲立制，把医疗服务体系建立和服务实施对接的作用。协同得好，就真正有可能破解当下医疗服务体系创新发展的困局，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大好局面。
5G为远程医疗创造更好条件
新京报：5G时代即将到来，你认为5G的技术对远程医疗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晁彦公：5G技术为远程医疗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我们原来甚至包括现在进行远程医疗时要实现互动比较难，尤其是实时互动很难。比如进行多地专家同时参与的手术会诊，这需要高清级别的图像显示，无障碍的实时互动。如果是在5G技术支持下，专家之间的互动就可以很好的建立起来。也就是说，5G时代互联网医疗行为的变革，有可能从（医）院外推动院内变革的爆发。
新京报：伦理风险对远程医疗的影响如何？
晁彦公：伦理问题毫无疑问是目前远程医疗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因此，真正的远程医疗在国内都还没有大规模开展。其中原因一个是在于管理和运营机制还不清晰，社会资源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入口。另一个是，所谓人命大于天，远程医疗过程中责任的界定很存在争议。因此，远程医疗要真正走向深水区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
但通过这次NCP疫情期间的一些实践，远程医疗也迎来了一些利好。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国内有十多个省份开始允许远程医疗纳入医保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