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长食品产业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和食品物流业。
在欧洲，现在人们更倾向于短的食品供应链，即从农场直接配送到家庭，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新鲜，避免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但是在中国，总体上农产品加工程度低，食品链不是太长而是太短。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例为3.4∶1，但在中国该比例仅为0.8∶1。因此，在中国大力延长食品产业链条，发展食品加工业和食品物流业大有必要。
增加农民收入，确保食品供应链增加值的公平分配。
西方发达国家增加农民收入有两条途径，分别是政府补贴和农民从市场上获得更好的收入。我国政府的农业补贴近年来虽有所增加，但仍是微不足道。农民市场收入的增加需要靠发展农业合作和农民组织。在中国，农业合作的发展存在先天缺陷，而农业产业化经营被视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民与农产品加工企业实行纵向联合，各自获得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但是，由于农民缺乏组织，在与企业合作时缺乏谈判的力量，容易处于不利地位。
加强政府食品安全监管与抑制食品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
目前一些政府部门对于食品安全的认证名不副实，大量“安全食品”未必安全。企业缺乏社会责任，选择投机行为，凭借监管漏洞让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产品进入市场。政府除了加强专业性食品安全监管外，还要致力于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加强信息披露，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内生激励性行为。“毒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随即取消了食品质量免检制度。其实，问题不在免检本身，而在抽检流于形式，而且发现问题后企业缺乏承担后果或者处罚的能力。
充分发挥消费者对食品质量的积极影响力。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需求方对食品质量的影响力增强，市场秩序会随着消费者的压力而得到改善。在某种意义上，是消费者自己“选择”了何种安全程度的食品。消费者选择总体上是合理的社会现实，但有时也会发出错误的市场信号，例如对乳品中蛋白质含量、三黄鸡的黄颜色、粉丝的白颜色、火锅底料的鲜味的一味追求，都是导致生产者违背常规添加非法物质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