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购统销政策的产生
1.严峻的粮食供求矛盾, 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最直接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 国家逐步解决经济困难。首先利用政治上的优势, 成功地取得了“粮棉之战”、“银元之战”的胜利, 击退了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控制了通货膨胀, 百姓的生活日趋稳定。但是, 到了1953 年下半年, 全国粮食紧缺问题极其严重。从1952 年7 月至1953 年6 月, 国家粮食收购数量是273.5 亿公斤, 而同期粮食销售量却高达293.5 亿公斤; 为了满足需求, 平抑粮价, 国家只能动用库存粮20 亿公斤。同时, 1953 年上半年, 全国灾情严重。河南、江苏、安徽、辽宁、吉林等产粮区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旱灾、霜冻等影响, 受灾面积达到了35 463 万亩, 占全国各种作物种植面积的16.47%。仅小麦一项, 预计减产35 亿公斤。此外, 由于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棉花、麻类等农产品作为原料, 国家鼓励农民种植工业原料作物, 相对地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农民因灾害而有粮惜售, 也使粮食的市场供给量有所减少。
粮食供给危机日趋严重, 而同时期的粮食需求却不断增加。1952 年底, 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基本结束, 1953 年全国将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加快工业化步伐, 城镇人口快速增长。1953 年城镇人口比1952 年增加663 万, 增长9.3%; 非农业居民的消费水平比1952 年增长32%。除了城镇人口自然增长之外, 一批工矿企业纷纷开工建设, 众多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镇从事工矿业, 这既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投入, 又增加了吃商品粮的人数。此外, 土改后农村粮食产量虽有大幅度的提高, 1952 年达到了创记录的16 392 万吨, 但是, 由于农民生活的改善, 增加的粮食相当一部分被农民自己消费了。“过去山区农民一年只吃上十顿的白面, 现在则每个月可以吃四五顿、七八顿, 面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这是国家收购小麦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农民消费的增加, 就意味着所提供的农产品商品率和绝对量在短时期内不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也就不能满足国家快速工业化对资金和农产品的需求。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 国营商业、国家资本主义及合作化商业和私营商业并存于我国商业中的批发和零售领域, 而私营商业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1952 年, 私营商业占全国商品批发额的36.3%和零售额的57.2%。粮食销售市场基本是自由市场, 农民除了缴纳农业税(公粮)外, 粮食可以自由上市。这样, 在全国粮食供求矛盾尖锐之际, 国营商业企业无力调控市场, 很多私商趁机大搞投机活动, 抬高粮价, 从而影响整个物价稳定。“粮贩子大肆活动, 特别是粮食少的地方, 粮贩子的活动更厉害。从事这种活动的, 有的是农民, 有的是集镇上的小贩, 数量达几十万人。有些原来不做粮食生意的, 也收买囤积粮食。只要粮价一波动, 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 如果波动两三个月, 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当时私商活动频繁的地区, 粮食市价一般高出牌价20%—30%。”粮价的大幅度波动, 不仅威胁着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且“如果放任这种波动, 就会引起人心不安, 社会震动, 大规模经济建设就很难进行。”
2.配合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的深层次原因
1953 年, 国家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 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 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管理体制还有存在的必要性。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价格低廉的农产品, 需要庞大的资金积累。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个体农民和私营商业者, 则希望农产品的价格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价值规律, 农业的资金积累主要用于农业和轻工业本身, 而不是用于国家所希望的重工业上, 这就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一致。因此, 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是从排斥市场机制入手的, 实行国家对经济和市场的直接管理, 把农业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完全纳入到国家的统一计划之中,从而完成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统购统销政策是政府第一次采取行政手段来控制过去主要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农村, 使农民和农业与市场完全割裂开来, 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的事情, 与生产者没有更多的联系。同时, 通过农业合作化巩固了国家对农民的控制, 从而从根本上挖掉了商品经济和市场发育的基础。
二、统购统销政策的影响
1953 年11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同年12 月初, 除西藏以外, 全国城乡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来, 又实行了对食用植物油、棉花等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1985 年1 月,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十项政策》, 用合同定购政策代替统购政策。在30 多年间, 以粮食为主的统购统销政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统购统销政策推动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
1953 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突出了国家工业化的核心地位。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沿用世界上通行的类似英国的“圈地运动”那样的资本原始积累模式, 而是借鉴苏联经验, 优先发展重工业。新中国这样做的原因: 一方面,1929—1933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暴露了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弊端; 另一方面, 苏联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繁荣, 对中国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优先发展重工业则需要大规模的资金积累。1952 年底, 农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9%, 轻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64.4%,而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产值又占轻工业产值的87.5%。面对这样一个畸形的产业结构, 我国不可能依赖工业为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提供资金积累和国民储蓄。尽管当时我国农业也十分落后, 但相比起来它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最主要部门, 是唯一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积累的部门。因而, 农业成为能够为工业化建设提供国内储蓄和投资的重要来源。
统购统销政策实行后, 农业对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积累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在我国, 剪刀差可分为比价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价剪刀差到1958年就已经被消除; 而比值剪刀差是真正反映剪刀差的实质, 一直存在到现在。1957 年, 剪刀差差幅为0.64;1978 年, 差幅为0.71; 1987 年差幅为0.154[7](P67)。据统计,1953—1981 年间, 国家通过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民手中筹集工业化资金共7 000 多亿元, 加上农业集体组织内部的积累1 000 多亿元, 总计约8 000 多亿元, 相当于同期我国积累基金15 000 多亿元的50%以上; 而国家在此期间对农业的投资总计只有800 亿元左右。显然, 即使扣除农民应负担的一部分国防、行政、文教费用, 农业提供给国家和工业的剩余产品也大大多于他们从国家和农业得到的剩余产品[8](P63)。此外, 国家对棉花等几种主要经济作物实行了统购统销, 使轻工业有了一个稳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来源, 获得了保护性发展。国家从轻工业中获得的大量利税又被投入到重工业当中, 从而推动了重工业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降低了工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建国之初, 我国工业一直采用粗放型经营模式, 劳动力的大量投入是主要表现。因此, 劳动力的成本即工人的工资, 对工业品价格的高低和工业利润的多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行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后, 国家控制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 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 又以较低的价格销售给城镇居民。一直到80 年代初期, 我国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都在50%以上。1957 年, 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70.68 元, 其中食品支出为46.49 元, 恩格尔系数达到65.9%。1978 年, 全国农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116.06 元, 其中食品支出为78.59 元, 恩格尔系数达到67.7%; 全国城镇家庭人均生活费支出为311.16 元, 其中食品支出为178.92 元, 恩格尔系数达到57.5%。如此高的恩格尔系数决定了城乡居民购买食品的支出占家庭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 而食品价格的高低影响到家庭消费质量的高低。城镇居民用较低的价格获得粮食和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 从而降低了城镇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开支, 工人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下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这样, 低工资带来了劳动力成本的降低, 直接促进了工业利润以相对较高的速度增加。
2.统购统销政策推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开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逐渐形成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确立的过程中, 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分散的、数量庞大的农民和落后而又制约着工业化发展的农业问题, 其关键点是将农村中普遍存在的小农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之中。
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时期, 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就必须将农业生产和销售全盘纳入到国家计划管理的范畴中。这样, 一方面能够推动对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农业生产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克服农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防止局部地区自给自足偏向的有效办法, 是保证军需民食、工业原料以及外销物资的生产, 与提高人民生活, 使中国逐步走向工业化的有力手段。”
1953 年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将分散的农民控制在国家手中, 取消了覆盖面广的自由市场, 国家完全掌握了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甚至将计划管理深入到消费领域, 这为后来建立计划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该政策一经颁布, 就收到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 1954 年的粮食收购量为5 089 万吨, 比1953 年超出784 万吨[3](P26)。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严峻的粮食危机。这样, 建国以来一直难以真正实现的农业生产终于纳入了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
3.统购统销政策暴露出很多弊端, 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统购统销政策从根本上否定了农产品作为商品的基本属性, 不承认价值规律对农业经济的指导作用, 不按照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来组织农业生产和经营, 其结果只能是农产品的价格严重地背离了市场价格, 不能真实地反映其内在价值, 而且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经营, 完全依赖行政命令,“因为统购统销割断了农民同市场的联系: 土地种什么, 信息不是来自市场, 农民对自己的产品, 处理无自主权, 即使有余粮, 也不能拿到市场去卖, 这就排除了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直接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中徘徊的局面。建国之初, 国家就试图缩小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 1956 年我们还对苏联依靠剪刀差动员农民积累的方式进行了批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 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 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但是,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 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 仅靠工业的自身积累是远远不够的。这样, 就迫不得已地要求农民多提供一点积累。在实际的过程中, 否认价值规律的作用, 农民的税收过于沉重, 尤其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两次大灾难, 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不仅没有缩小, 反而扩大了。建国后, 农业部门每创造100 元价值, 通过剪刀差无偿流失到工商部门的量为: 1952 年17.9 元, 1957 年23 元, 1978 年25.5 元, 1984 年10 元。这种价格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无形地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在农村, 农民多余的农产品被低价统购, 而在城市, 城镇居民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获得农产品。国家粮食经营费用逐年增加, 长期存在购销价格“倒挂”的现象。国家财政只能不断地大量投入,实行各种价格补贴。1987 年为294.60 亿元, 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2.14%; 1988 年达到了370.34 亿元, 占同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13.88%。
此外, 在实施统购统销的过程中, 有些地方征购过头粮的现象比较普遍, 造成了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十分紧张。在安徽亳县, 1958 年全县农业人口71 万, 粮食实产2.27亿公斤, 征购任务1.5 亿公斤, 完成7 559.5 万公斤, 占任务的50.39%, 人均负担量106.5 公斤, 留量加回销人均占有粮食218 公斤。粮食征购占到实产的1/3 左右, 而留给和返销给农民的粮食, 除去种子、饲料、社办工业等项用粮外,农民的口粮很低。有时到播种季节还向农民逼交种子。统购统销政策作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国家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 该政策违背了经济规律, 主观地用行政手段代替经济手段来调控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 成为了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 阻碍了城乡商品经济的开展。
